浅论沙孟海的印学思想重点讲义资料 -

论沙孟海的印学思想

前 言

“浙人不学赵伪叔,偏师独出殊英雄……”,①这句话是一代宗师吴昌硕先生对沙孟海印作的高度赞誉。可见沙先生在中青年时期的的篆刻艺术已经有了一个很深的造诣。可是一直以来沙先生的印学还未被人们全面的认识,人们只知道书法家之沙孟海,而不闻篆刻家之沙孟海。此虽为合乎逻辑之现象,但对于完整的认识、研究作为艺术家的沙孟海来说,终有未臻全面之憾,何况沙老的篆刻艺术创作贯穿其一生大部分时期,其中极为重要的艺术活动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无论于基本人还是整个近现代印学史,均有着重要的意义和研究的必要性。

一、沙孟海生平简介

沙孟海先生是我国当代书坛泰斗、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历史学家与篆刻家。原名文若,号石荒、沙村、决明、兰沙、僧孚。一九零零年出生于浙江鄞县,一九九二年卒于杭州,享年九十有三。

沙先生早年从国学冯君木学古典文学,从艺术大师吴昌硕 赵叔孺学书法与篆刻,兼治古文字学,金石学。当时沙先生年轻有为,聪颖过人,更兼有名师指点,进步神速,在沪上书法篆刻界已小有名气,一代宗师吴昌硕先生对其印作极为赞赏,曾赠诗:“浙人不学赵撝叔,偏师独出殊英雄。”高度评价他的成就。中年后,结识诸多文学界名流,或请业问疑,或交流切磋,识见愈广,造诣愈深,加上本人治学严谨,刻苦钻研,成绩卓著,加上本治学严谨,刻苦钻研,成绩卓著,晚年则潜心学术理论研究,其书法艺术的造诣更上有口皆碑,驰誉海内外。沙先生毕生著作宏富,择其要者有:《近三百年书学》、《印学概论》、《助词论》、《沙村印话》、《兰沙馆印式》、《印学史》、《沙孟海论书丛稿》、《沙孟海书法集》、《中国书法史图录》等。

沙孟海先生历任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浙江文物管理委

沙更世:《沙孟海篆刻集》,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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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浙江博物馆名誉馆长,西冷印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名誉理事、顾问,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西泠书画院院长,浙江考古学会名誉会长及浙江省历史学会名誉顾问等职,并于一九八九年获“国立浙江美术学院终身教授”之称号。

二、沙孟海印学思想的形成与篆刻艺术的创作道路

沙孟海先生自幼便受到了传统的书法篆刻艺术的熏陶,其父亲沙孝能先生喜欢书法篆刻,对沙孟海影响至深。沙先生曾回忆说:“余治印受之庭训,先君子平居每用书法篆刻自遣。” “先父在世时,也写篆书,刻印章,我约略认识一部分篆文。家里有《会稽刻石》、《峄山刻石》,书店里又看到吴大澂篆书《说文部首》、《孝经》、《论语》,喜极,天天临习,加上老一辈的称赞,劲头更足。······在中学求学时,星期天常为人写屏写对……”①于此可知,沙老的篆书发蒙甚早,约在20岁之前已具根底。如12岁时已随口读出报纸上所刊篆书大印“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之印”;19岁便能用篆书为亲友书《李氏祠堂记》。沙老早期的篆书如今获见不多,但由其自述中我们仍可见其严谨工整之风采,沙老在青年时期曾偏攻篆书,据其谦称这是因为写行楷“笔力软弱,学了五、六年,一无进展……为了藏拙起见,我便舍去真、行书,专学篆书……由于篆书书写的人少,一下子

②出了小名声。”正是由于有了集中学习篆书的经历,不仅于以后的书法带来凝重、

敦厚的风骨,也同时为沙先生的篆刻艺术、印学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沙孟海先生的篆刻师法广泛,不居一家一派,秦汉六朝、明清诸子,无不汲

叔”,“印章款识,造语之工,莫若伪叔,伪叔著述赡富,文章尔雅,小品有琢,宜其名浏亮,无施不可矣。余之真爱伪叔,大氐以此。”③这时悲庵的文章学识使之倾心,对于赵叔孺,则仰慕其治印之精:“于治印初师叔老,其为元朱文,为列国玺,古今无第二手,心慕手追,至今弗能逮。”④沙孟海先生初次拜访赵叔孺

周振:《沙孟海论书语录图释》,上海书店,2003:108。

沙孟海:《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480。 沙孟海:《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354。 沙孟海:《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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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在上海虹口,叔老即赠《滨虹草堂藏印》一部分以为勉励之意,其弟子吴泽与沙先生为知交,可以说,赵之印风于沙老先生的影响是贯其始终的,无论是在篆刻艺术的创作思想上,还是技法上。1922年冬,沙老初次拜访吴昌硕先生是在上海山西北路吉庆历,这对沙老先生的篆刻和书法是个至关重要的转折,从篆刻来说,在雅妍的面目中又注入了一股峻拔之势,其间的作品也多吴氏的浑刚之气,在形和神上都能得精美。与此同时,又结识了正在教授吴先生之孙的王贤。据沙老先生回忆,沙老一面与王个簃先生互赠印切磋,创作水平为之一跃起。

沙先生学吴昌硕,并非只取其外在形式,而是专注于他的深层次的创作思想,他认识到吴昌硕先生风格浑刚,得益于吴让之,其中又有钟鼎之意。新学做印的后生们是学不来的,一不小心就误入歧途。吴昌硕虽然极力的推崇吴让之,然而观其作品,却是自己的风格,自成一家,看不到谁的影子。极具古朴之风气。就算拿吴让之的作品对比,也是却步三分。转益多师才是沙孟海先生的追求。也师我们当今艺术从事者应该追求的境界,吴昌硕先生曾赠诗:“浙人不学赵伪叔,偏师独出殊英雄······”①可见沙先生在篆刻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并且学习的态度严谨,而且不拘泥于一家,有自己的风格。吴昌硕先生的评价师十分客观的。沙先生后又追丁敬,极其崇尚他包容秦汉六朝、唐宋元明的气魄,他不止一次的称丁敬的印作集秦汉六朝的的气息于一炉,气象万千,意境十分高远。而且沙先生还表示:“乃所愿,则学钝丁也”。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沙孟海先生在宁波拜冯君木为师研习文学,后又到上海在修能学社和商务印书馆国文函授社任教师,同时又拜识了篆刻书法之外的其他学术界著名人物如章太炎先生等,所以说沙孟海先生的印学思想的形成 ,除了力探印史、博涉书海,还与文学、小学、考古学等的学术氛围有密切的关系,各种学术和艺术的综合影响是形成沙孟海印学思想的主要原因。

沙孟海先生在师法赵时棢、吴昌硕等当代印人和赵之谦、丁敬等清代印人外,更在秦汉印上深下功夫,“汉印在印章史上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②可见沙孟海先生是十分重视汉印的,并且他在《印学史·汉、三国、晋、南北朝印》中谈到:“《三国志·魏志》卷九《夏侯尚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记载,有印工杨

沙更世:《沙孟海篆刻集》,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4:4。

沙孟海:《印学史》,杭州:西泠印社,19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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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印工宗卷……这是我们今天仅能考见的比较早期的两位篆刻家的姓名,非常难能可贵,可惜他们的作品没能流传下来,或者虽然流传下来而不知道是哪一件。今天谈三国印,必须特地提出来(前章说到秦寿命玺,李斯篆,王孙寿刻,不足信)。从这里知道,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劳动人民创造过大量的精美的印章,绝大多数人姓名都被埋没了,那是多么不平的一件事。”① 可见沙孟海先生对秦汉印作还倾入了浓重的感情。蔡哲夫在1930年冬赠沙先生一幅《石荒图》,“为写一片荒山,但施墨,不著黛青,取境高绝”②体现了沙先生的印作取法高古,意境深远。这也是沙孟海先生毕生的追求。

建国以后至60年代出是沙先生创作的高峰阶段,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较以前大大提高,精彩之处特别之多,这段时期,印作以古玺风格为多数,突出了用刀意识和疏密的对比度,风格趋于成熟,个性已经十分明显。七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之眼疾,沙先生逐渐减少了篆刻方面的创作。

以上我们简述了沙孟海印学思想的形成与篆刻艺术的创作道路,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沙孟海先生博采众长,然又不失个人之风格。在印学方面的著作坚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实事求是,不迷信古法坚持科学的研究态度结合社会实践和出土文物与史籍文献互为参照而做出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结论。他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当代青年学者学习的。

三、 对印学史的发展与开拓

沙孟海先生早在1928年,就在《东方杂志》中国美术号上发表有《印学概论》在文中,他简明的阐述了印学史上以实用为主的“创制时期”和以艺术欣赏为主的“游艺时期”两大阶段。在此之前还没有人这样明确的提出过,全文条例清晰、论证翔实。现在人看来,其中尚有某些还不够科学、易于混乱之处,但在当时还是比较有创造性的新说,为近代印学史论方面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30年代以后,很多印学的著述、多依其体例、引用其所说。有的呢,也略有增益与发展,有的则全文引用。如:孔云白的《篆刻入门》中“识印”和“各家派别”等章节中、邓散木的《篆刻学》中关于九叠文的释说,作为全文录用。可见,沙孟海先生的

沙孟海:《印学史》,杭州:西泠印社,1987:50。

沙孟海:《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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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学思想在当时已经产生了十分要的影响,并且被当时印界所接受。

1962年-1984年完成的《印学史》,是沙孟海先生在印学史方面的新的总结、新的贡献。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到“回顾嘱草之初,已历二十三年之久。人生有几个二十三年,思之怅然。”①可见,他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这本书也比较全面的反应了沙孟海先生的印学思想。这本书沙先生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十分广泛引用近年出土的文物资料,并以史籍为证,不以陈说为准,所以说,这本书的观点是十分有创新性和说服力的,它澄清了历来印学史上以误传误、认识混乱的情况。如书中《印章的起源》,过去印学书上多以古文献为依据,沙先生则明确的提出:“印章,无疑是进入阶级以后的产物。它最先出现的是作为奴隶主压迫努力的一种工具,又是奴隶主与奴隶主之间作为交接凭信的一种手段。这种印章,无论在文献资料或实物资料中都已没有迹象可寻。”②对于古代印章的用途,根据出土资料及实用其情况分为器物记名、图记、殉葬、烙马等七类,和过去相比较比较详细和具体。关于《秦印》论证之观点,1966年曾撰文发表于香港《大公报·艺林》,先后为 《书法研究》等刊物所转载。文中对明清诸家如赵之谦、黄牧甫的错误认识,给予澄清,主要是对陈介祺旧藏“皇帝信玺”封泥,过去人们皆认为是汉代皇帝的信玺,沙先生根据《秦始皇本记》,判定这是秦代制作、汉代接受沿用的 玉玺印痕,从此世人才知道秦印的真实面目。1979年出版的邓散木的《篆刻学》中也存在着某些混乱的现象,由此可见,沙孟海先生对印学史上的一些旧的说法、以实物反复比照得出详实可靠的结论的科学态度和真知灼见。在有关《印章的名称与制度》中、关于制作常用的铸印、凿印外,他还根据实物详细的审查确定“唐代官印统用著文,字画用小铜条蟠绕而成。遇有枝笔,用短条焊接上去。这是一种新的制法。印史上为见有什么名称,我们称之为‘蟠条印’。蟠条印蟠出的文字,不容易排的很均匀,工程也不简单,多以后世很少采用。” 在对印史中风格流派的划分上,过去《印学概论》及其他诸家多以地域分,时间越往后便有混淆不清之弊,如何震、苏宣、邓石如、黄牧甫等都是安徽人,那么我们通常惯称之为“徽派”、“皖派”、“新皖派”;另称

沙孟海:《印学史》,杭州:西泠印社,1987:1。

沙孟海:《印学史》,杭州:西泠印社,1987:3。 沙孟海:《印学史》,杭州:西泠印社,19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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